《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在浙江大学正式发布
5月28日，历时八年而成的《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在浙江大学正式发布。这部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系统呈现石窟寺数字化考古成果，并探索数字化技术介入条件下石窟寺考古组织实施和报告编写方法论的范例。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讲话，浙江大学副校长何莲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卫忠共同揭幕，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中国古遗址保护协会石窟寺专业委员会主任孙英民致辞。
何莲珍在致辞时表示，我国考古工作进入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开展须弥山石窟考古调查，对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流、发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今后大家能进一步发挥各方优势，深化合作，让更多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共同为中国考古工作发展贡献力量。
数字化技术首次全面介入石窟寺考古
这部报告是第一部系统呈现石窟寺数字化考古成果，并探索数字化技术介入条件下石窟寺考古组织实施和报告编写方法论的范例。
这部报告也是浙江大学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石窟寺考古中3D 数字技术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12ZD&232）的成果。这一重大课题，还吸纳了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田野考古一线专家的共同参与。它探索的有关问题，已经成为文物数字化和石窟寺数字化考古的基本常识和原则。
李志荣教授表示，如何使数字化技术真正成为考古记录的新帮手，提升石窟寺遗迹记录的成果质量，是值得考古专业人士思考的问题。在须弥山石窟的田野工作中，我们坚持“考古的立场”、“考古的在场”和“考古的标准”，坚持考古工作者和数字化工程师始终共同工作，提出明确的工作需求。所以数字化技术的工作目标是为记录石窟寺的遗迹服务的，甚至计算过程也要遵循考古学“科学客观”的要求。其成果可达到“一旦洞窟塌损，则可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复原”的标准。
浙江大学一直在专业考古与数字化技术深度结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文物数字化工作“版图”遍布了中国23个省区市中国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完成160余个项目的全面数字化，积累了约240TB数据。年代覆盖从魏晋南北朝到民国；类型覆盖不可移动的古代建筑、石窟寺、大遗址，石窟寺墓葬壁画等。我们的项目做到了考古级的无差别全息数字化记录，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在深度整合数字化记录技术的全面考古调查研究领域，走在了国内领先行列。
遗迹与遗迹关系是石窟寺考古报告的根本
考古记录需要在现场面对遗址遗迹不断地深入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本次须弥山考古调查历时八年，工作者们认真记录了窟内窟外的遗迹、开凿的遗迹和晚期重装的遗迹，看见了洞窟营凿的匠心，看到了手工时代的雕凿技艺对遗迹形成的影响，看见了遗迹细部中充满的生动的变化，更看到了以往被一笔带过的“晚期重装”。
不论开凿还是重装，都是人们为实现自己的信仰理想付出努力劳作倾尽心力的结果。如果说所有人类文明的遗迹终将消散，那么扎实详尽的考古调查、飞速创新的数字化记录手段，则无疑留住了属于它的独一无二的岁月芳华。
新时代对编辑出版的挑战
本报告是一部数字化介入条件下以记录和呈现遗迹与遗迹关系为核心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各种类型的图量很大，给编辑、排版带来挑战。报告能够以现在的面貌呈现，要特别感谢文物出版社的编辑谷艳雪女士，为了本书的版式，她真是操碎了心，一趟一趟跑雅昌，每个校次都要盯机调版。面对前所未有的大量图版，她一直都处于取舍的困惑中，令人同情！更要感谢蔡敏主任，他一直都在操心报告的线图问题，在报告最后审定阶段，认真校核图文，提出中肯的意见，令人感佩！
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和不变的考古初心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从2012 年田野工作到2020 年报告出版的八年间，中国文物数字化事业迅猛发展，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团队在石窟寺数字化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于是报告中呈现的2012 年的石窟寺数字化记录成果，便具有了见证数字化技术发展史的意义，虽然我们秉承的石窟寺考古原则始终未变。